战国之道手游 春秋战国治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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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政治思想是中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变时期的政治思想。这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此时期内，百家**是政治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诸家的政治思想，虽然各具特点，但他们共同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在百家**中，

诸子百家各持己见，互相攻讦，同时互采别家之长，在政治思想上呈现出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趋向。如荀况的*恶论明显地接受了法家商鞅等人的影响；法家关于术和势的理论是在道家无为而治的

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战国后期出现的黄老刑名之学，则是道家、法家思想相互融合的产物。春秋战

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为秦汉以后政治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这一时期形成的儒家、法家、道家的政治思想，对于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有着重要的指道作用。

《吕氏春秋》说的是治国之道，当然，其中也有八卦、五行、乐理以及养生之说，但并不妨碍其成为一本体现吕不韦治国方策、人文思想的书。这本书就是描述了按照吕不韦思想建立起来的秦国的样子。

《吕氏春秋》的内容有治国思想，还有历史范例，有些堪称治国的良训。可惜的是秦始皇不买吕不韦的账，一心以法家治天下，焚书坑儒。虽然想要万代流传自己的秦王朝，却只持续了短短的十余年。不知道这是秦始皇的可悲，还是吕不韦和《吕氏春秋》的可悲。难怪郭沫若在其《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的批判”中写到：“秦始皇的成功一多半是时代的凑成。中国自春秋以来，由十二诸侯而成七国，无论政治上与思想上所走的都是趋向统一的路线，而始皇承六世的余威，处居高临下的战略地位，益之以六国诸侯的腐败，故收到了水到渠成的大功。但这并不是说他的方法正确了。相反，假如沿着吕不韦的路线走下去，秦国依然是要统一中国的，而且统一了之后断不会仅仅15年便迅速地彻底崩溃。”

不妨来看一下《吕氏春秋》表现出来的一些观点，姑且当作吕不韦的治国的依据吧。

吕不韦反对*裁。而正是这一点，秦**对吕不韦*为不满。吕不韦反对*裁，主张君主天下制的*典型的表现就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这句话在我们现在看来当然不足为奇，在那个时候，禅让制被世袭制取代，天下为一姓之天下，君临天下。特别是在秦始皇这样一个非常**的皇帝眼里，你敢著书立说来说不是一人之天下，这不就是让我秦**将江山分与天下人吗，这显然对于秦**这么一个专权的人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其实，这也只是吕不韦蛊惑人心的一个方面，原来儒家不也是鼓吹“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后还不是一人、一姓之天下，那些尊奉儒家的人可曾让一个外姓人来接管江山，让天下人来做主天下事？不过是把这些当做粉饰天下、愚弄百姓的胭脂罢了。就算吕不韦真当上皇帝了，也只能是说一套做一套罢了。

尽管这样，也不能抹杀吕不韦提出这种思想的***，至少他看到了，一个朝代要想久远，就不能太*裁，必须为百姓也找一些精神安慰。就算天下是你秦**的，但你要对外宣称，天下也是所有秦国子民的，如此一来，老百姓自然就不会**。应该说秦始皇及其儿子——秦二世就自尝了苦果。秦朝以前，并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但正是在秦朝，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也使得秦氏江山改姓为刘。估计秦始皇要是知道的话，可能会重新启用，信任吕不韦，同时倍加推崇《吕氏春秋》。

另外，吕不韦其实是赞成广纳贤才的，这个不仅在《吕氏春秋》上有体现，在吕不韦当丞相的时间内，他也是这么做的。比如说日后的秦国丞相李斯，他的门客中有甘罗、张唐，还有司空马等等，都是比较出名的从外地来秦国的人。吕不韦深谙一个道理，人才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春秋战国的乱世，一个人甚至可以改变一个时代。于是他招贤纳士，才有了《吕氏春秋》。其实从秦国的发展来看，基本上也是外来人才当权，如吕不韦之前的秦国丞相蔡泽等等。

吕不韦似乎刻意地想把春秋战国以来各派的思想在他的手里汇集起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当然，这只是按照他个人的意思来办理），但是有了这个想法后，他就会对各流派的思想有所取舍。虽然，他把儒家作为该书的一种主流思想，如尊师，顺民意、修齐治平的政治等，但是在一部《吕氏春秋》中如果仅仅只有这些，怕是不能被称之为“杂家”的。吕不韦也主张君主无为。无为思想是属于道家思想，无为而治则是道家所追求的一种境界。

如果说，这些尚不足以让秦始皇恼羞成怒的话，吕不韦在书中讴歌禅让就真的让秦始皇忍无可忍。当然禅让制在当时提出来是不是一种进步尚没有定论，毕竟夏朝过后，君主世袭制取代禅让制已经成为一种制度，此时提出来，不仅**阶级会反对，就连老百姓也会笑其幼稚。禅让制，按照理想的方式当然要比世袭制**得多，但在当时存在阶级差别的情况下，说禅让无疑是镜中花、水中月。在战国时期中叶，燕国演过一次禅让的闹剧，就成为当时学者间攻击禅让制维护君主世袭制的一个笑柄。此事重提，自然要引起包括秦始皇在内所有士大夫阶级的一致反对。

《吕氏春秋》里许多主张是儒家的主张尊师重教等等，是在一个渐趋统一的时代里推出儒家。儒家的主张在于“仁”、“爱”，在于用安抚的手段对待老百姓，用立言、立德、立行来让老百姓忘记阶级差别。吕不韦看到了一个经过长期纷争的时代将要结束的时候，应该从思想上安抚，达到思想上的统一的时候了，而这正如有些学者提出的那样，《吕氏春秋》的出现，正是那个时代归于一统的结果，或者说是产物。

其实，秦始皇所采取的一些措施都几乎与《吕氏春秋》的观点针锋相对，西汉建立之初，吸取亡秦之教训，采取的政策、措施与秦始皇也是针锋相对，说《吕氏春秋》的观点与西汉初期实施的政策有类似的地方，也应在情理之中。

应该看到，吕不韦的一些柔和措施，如重农，恢复生产，以及君主天下制等比较适合长久**，而汉朝之所以**那么久，也正是吸取了亡秦的经验。西汉初期的政权依稀是《吕氏春秋》里的秦国的影子。（刘光辉）

原文：

刘向所定《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第十一篇者阙。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

叙曰：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天下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弊。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说之害正矣，宜放而绝之。此书之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是以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楚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废也。”

此书有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注：《崇文总目》,书目总集。北宋景佑年间，由翰林院士王尧臣等人编纂而成。

译文：

刘向编定的《战国策》一共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有十一篇缺失了。我走访了士大夫家，才全部得到了这部书，并且修正了其中的错误，对不可考据的文章发起了疑问，这样以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就完整了。

叙曰：刘向给此书作序，说周的祖先，明确了教化，修整了法度，所以天下得到大治;到后来，谋划欺诈的作用，仁义的道路阻塞了，所以出现了大乱，这个说法是很正确的。到后来说此书是由于战国的谋士，审度当时的君王能办到的，不得不这样;就可以称为被流俗所迷惑，而不执着自己的学说了。

孔孟所处的时代，离西周初年已经几百年，文王武王用过的法令制度已经散失，原先传承的风俗薪火已经熄灭很久了;这二人竟特别阐发先王的治国体系，告诉我们(仁义)是不可变更的，哪里是要迫使天子及其后人做不能做的事呢?也不过是要根据他们遇到的时代特点以及与以前不同的情形，来制定当代的法令制度，使之不违背先王的旨意罢了。二帝三王的**，他们的变化固然很大，他们的方法自然不一样，但是他们治理天下的愿望，处理事务的主次、始终、先后关系的方法，不曾有什么不同啊。孔孟的学术门径就是这样。法令是用来适应变化的，不一定完全相同;王道，是用来建立**的根本的，不能不保持一致，这是不可改变的真理。所以孔孟捍卫这个，那里是喜欢发表不同的见解呢?只是不肯无原则的附和，取悦他人罢了。可以说是不被一般人的看法迷惑并且确信相信自己判断的人。

战国的游说之士却不这样。不懂得王道可信，却乐于说其易合。其用心措意苟且为权时之计，不作长久打算。因而讨论欺诈的好处，而对弊端避讳不谈;强调战争的好处而不谈论其中的忧患。一个接一个得听言行事者，并非没有益处但比不上带来的害处;得到的比不上失去的。像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这样的谋士，因此而丧生，而诸侯和秦国因为施行了他们的政策而遭遇灭国之灾。多么明显，这是世界的一大祸害呀。但是俗世仍然没有醒悟过来。只有遵循先王正确的法度，积*适应时代，做出改变，虽然法度不同，但是检查不出瑕疵，实行起来也没有弊端。所以古代的圣贤，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的想法。

有人问：“战国游士之说会损害正道，应该弃绝，那么这本书不销毁，也是可以的吗?”回答说：“德才兼备之人禁绝战国游士之说是通过向天下人解释明白这些理论，使当代世人明白，那些说法是不可行的，然后就能禁绝邪说、达到思想划一的目的了;使后世的人明白战国游士之说是行不通的，然后就能消戒邪说，达到明世的效果，哪里需要把书籍毁灭呢?放出去但是使它难以实行，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所以孟子的书中，有讲到神农的理论和墨子的理论，但都是批判的话语。就这本书而言，上承《春秋》，下达秦汉之间，二百四五十年之间的行事都记载在上面，万万不可以废除。”

这本书有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八篇，现在还有十篇。